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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遂对话胡林翼：曾国藩自叹不如的晚清名臣
他是七荐左宗棠、力推曾国藩复出的晚清中兴名将，却在49岁的英年赍志而殁，成为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英雄；相比曾、左两位湖南同乡，他身后知名度要小很多，他的深远影响却不容忽略：毛泽东的字“润之”，就取意自他的号“润芝”……他就是胡林翼。
作为胡林翼的五代玄孙女，胡遂多年前奉命整理《胡林翼集》。“贱恙是伤劳，有事则病，无事则安；心忧则病，心悦则安。然此时上下游如此，无临难苟免之理。”“二月中大苦咯血，精神困惫，几不能生。……大约筹兵虑饷，郁愤使然。然拥东征水陆数万兵，欠饷至半年，虽欲宽怀，何能自释！”透过胡林翼生命最后几个月的奏章、批牍和书札，透过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，胡遂仿佛看到了老人家强扶病体、日夜操劳的样子，也愈加能够体会先祖以身许国、忧国如家的无悔一生。恰如清人唐文治对胡林翼的两句赞语：“此其量，江海之量；此其心，江海之心也。”
清明既近，胡遂再度对话胡林翼，谈家谈国，谈立德树人，谈移风易俗，谈为将为官……
胡林翼：我一生虽然屡经挫折，有时甚至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也曾有过沮丧，但仍能重整旗鼓，抖擞精神，勇往直前，后来又反败为胜，得到成功。究其原因，我认为就是这个“志”字始终支撑着自己。所谓“兵可挫”，就是说“胜败乃兵家常事”，不可预料；又为什么说“气可偶挫”呢？因为人在遭遇挫败的时候，一时的灰心丧气，有时也难免。但对于一个有坚定信念、有明确人生目标的人，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，都始终不会放弃自己的志向。所以我认为人生在世，最重要的就是确立志向。对于有志向有信念的人来说，譬如一条河前行的时候，总会有弯弯曲曲，甚至急流险滩，但如果方向始终不改变的话，那就哪怕千回百折，也决不会放弃前行。我自幼跟随祖父、父亲研习宋明理学，理学最重视的就是人生信念问题，信念支撑着人的一生。大宋丞相文天祥在刑场上最后说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，唯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”所以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的信念都是坚定不移的，他为能够以身殉国而自豪，我也以能够以身许国而自豪。我曾书一很大的“死”字悬挂于军营帐内，曰“知此生必死，故不惧死耳”。正因为执守国家民族之大义，有着坚定的人生信念目标，所以即使面对刀山火海也都是义无反顾、义不容辞的。因此我平日教育部下将士总是非常强调“志”的确立，选拔人材也主要是考察其志向、志气、志节如何。
胡林翼：左宗棠少有才略，曾以“今亮”自许，但科举考试不顺，始终没有中进士，因此长期沉沦僚佐。当此乱世之时，国家需要特别人才，为此我曾经先后向岳父陶澍、前辈林则徐、巡抚程鹬采、张亮基以及朝廷举荐他，前后七次。我在《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》中称他“读本朝宪章最多，识议亦绝异，其体察人情，通晓治略，其近日楚才第一。”尤其在左宗棠因为性情刚褊得罪总兵樊燮，几乎惹下杀身之祸时，我站出来力挺这位国家急需的栋梁之才，上奏章称：“湖南在籍四品卿衔兵部郎中左宗棠，精熟方略……名满天下，谤亦随之。其刚直激烈，诚不免汲暗太慧，宽饶少和之讥。”既强调他的治国之才，又对他的性格作了解释。由于这一番努力，助左宗棠脱离幕僚身份，得以独当一面，有了直接施展才华的平台。
曾国藩与我亦是并肩作战的好友，屡立战功，但早期他始终没有得到地方实权，不但做事很难，而且一度陷入“群疑众侮，积泪涨江”的困境。逼得他借着父亲去世，自己须循丁忧守孝之例，不待朝命便离开军营，负气居家一年半之久。作为老友，我深明他的不得已，就奏请朝廷命他出来继续带兵，但没获答应。第二年，我又利用太平军进入浙江之机，以自己无法分身为理由，再次奏请让曾国藩出山。这一次终获朝廷应允，曾国藩感我一片苦心，也毅然出山继续带领湘军。当时有幕僚对我说，润帅您这样做太损害自己利益了，本来湘军两大统帅中，如果曾国藩就此沉没下去，那肯定是您一人为首，但我从不后悔，因为我认为，凡干大事者，心中不能有“人”的算计，而只能有“事”的成否。这样才心往一处使，劲往一处用，才真正干得事成。我作为湘军统帅，只能一心为国家大事考虑，不能掺杂个人私心杂念，只有精诚团结，目标专一，才能干得事成。
胡林翼：你说得很对，“欲正人心，引为己任”，这不但是从政者的官德修养问题，更关乎整顿官场吏治的大事。我出入官场多年，深知世风不正与官场腐败关系极大。我认为：“方今天下之乱，不在强敌而在人心，不患民之难治，而在士大夫之好利忘义而莫之惩。”具体办法就是在树立良好风气的同时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，惩治贪腐，决不留情。
首先，树立榜样，弘扬正气，从我做起，从当官的士大夫们做起。孔子说：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行。”因此，要端正人心，就必须自己作出表率。“惟近十余年，颇刻厉作人，岁寒晚节，不可居于人下，要在同仁共相告诫训勉之”，而自己以身作则，那么下属就可能“群吏更始崇敦朴，屏退浮华，行之数年，或可改观”， 社会风气往往通过潜移默化影响人的行为，只要我们能够“多结同心共德之君子，相与提挈维系”，那么就会“因事而利导，对病而下药，风气虽败劣，自有挽回之一日”，因此我治理湖北，就非常重视地方的风气，认为“移易之法，教化为先”。针对“鄂经兵祸，民气凋残”的现实情况，觉得作为一省巡抚，“义当搜求贤俊，以开风气”。我访求到龙启瑞、宋鼎、邹金粟等乐道安贫、砥砺廉正等乡里称贤者，将这些先进典型“奏明皇上，赏给荣衔”，目的在于“以资观感奋兴，顽廉懦立。”因为“正气不伸而伪士得志”正是国家贫病之源。作为一省巡抚，我在任内，严格要求各级官员“礼正士，黜华士”，训诫为官者尤其要“以实心贯之，以正人辅之，莫浮夸，莫贪虚名。”面对民生凋弊、经济急待恢复的现状，我仍然坚持“理财之道，仍以得人为先”，在访求经济人才时，我也以“士绅之才品兼优、可备国家之宝者”为定位，比如周笠西“心术正大”，毛鸿宾“好善嫉恶、秉心公正”，我所倚仗的理财高手阎敬铭“综核名实，居心正大”，另外还有严树森，他“远行七千里，未交朝贵，可谓胸次独高矣”，后来历史证明了他们都确实是为官清正廉洁，为人正直，作风正派，行事正大的栋梁人物。
与此同时，大刀阔斧整顿官场贪腐。在这方面，我也是下了大气力，冒了大风险的。我上疏强调拯救天下最关键的是选将、查吏二法，而相比之下，“兵事如治标，吏事如治本”，整顿吏治无论何时都是第一位的。因此，我每当看到和听到那些贪官污吏仗势欺人，以权谋私，“择肥而噬，惟利是图”，欺压良民，就深恶痛绝，必下狠手铲除之。在拿到真凭实据之后，我果断地拿下了一批贪官污吏，在咸丰六年我一次就弹劾罢免二十多人，当时很多人托人讲情，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我也毫不留情，坚持原则决不答应。所以我常说自己是“天下之好劾人者，林翼是也；天下之至不好劾人者，亦莫林翼是也。”我的爱与憎就是以你为官到底是对民生有利还是有害为标准的，我对于荼毒百姓的贪腐行为是决不能容忍的。
当时流传着我的施政作为是：“以霹雳手段，显菩萨心肠”，因为只有爱民者，才会特别痛恨那些荼毒民众的害虫。对于那些“慢视教令，毫不动心，视省城公事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”的尸位素餐者，我果断执行“将不能战者，杀之不足惜，汰之唯恐不速。官不能筹饷者，劾之不足惜。”我教育这些地方官说，民众称你们为父母官，那你们对待老百姓也应当象对待自己子女一样，不但要关心爱护，更要以身作则，为民表率。否则士民“见官之无耻，遂自忘其耻；见官之不廉，遂自忘其廉。”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我在给地方官的批牍中告诫他们“必须日夜勤勉，心力交瘁。视民事如家事，视民间田里树畜盗贼词讼之小事，如创深痛巨，附骨剥肤之大事”。要求从政者为民尽心尽力，尽职尽责。
胡林翼：是的，贵州地僻民穷，我之所以要主动挑选这里，在当时写给弟弟们的信中，我就说道：现在官场风气越来越不好，凡捐官的，都想找个好地方来捞油水。所以贵州这样的贫困地区，他们不屑一顾。而我正是因为父亲在那里做过官，深知贵州太穷了，当地有民谣曰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，人无三钱银”，山路崎岖，盗匪很多，极难治理，因此是特别锻炼人的地方。何况吾辈出来做官，决不是肥饱中囊，而是为国分忧，为民办事，因此要多想国家，少想自己。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，因为只有到最艰苦的地方去，才能将自己锻炼成真正有用之才，更好为国家民众效力。
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我来贵州，最开始是代理安顺知府，安顺古称夜郎，向来为蛮荒之地。 到任后，我就着手为当地百姓办实事。首先是民生工程，安顺府城水源仅有两处，居民旱季饮水历来是个大问题，他们常常远赴数里，汲泉水为生，因此水贵如油。地方财政不够，于是我带头捐银450两，共筹集资金2900多两，进行了开凿泉眼、疏浚河道与筑堰蓄水三项工程，一年后开闸放水，两天两夜之间，“各堰皆盈，一片汪洋，澄清如镜”。困扰人们多年的饮水难题，终于解决了。
我来安顺做的第二件事，就是除暴安良。安顺山区偏野，素以盗匪多著称，过往行旅极不安全。到任后，我首先深入民间，仔细查访，同时布置线人，在对盗匪的姓名、状貌以及经常落脚之地和出没场所等情况了如指掌后，自己一身短打，穿着草鞋，打着绑腿，怀揣干粮，带着兵士们出入高山深岩，深入百姓之家，不畏艰险，不怕威胁，硬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，痛加铲除。从而使百姓们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。
从长远来看，治理地方不但要让老百姓安生，而且要贯彻教民爱民的措施。所以我在安顺府上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倡立义学（即由乡里捐资，供穷孩子免费读书的乡塾），表彰忠孝。我除了扶植已有义学之外，又设立新义学10所。同时我还遍访志行高洁、乐于助人的仁人孝子，一方面汇案上报表彰，另一方面向社会推广，其人数多达八百余名。表彰道德模范与广泛铺开办学，同样都是树立社会正气，引导人心向善所不可缺少的。只有这样，才能移风易俗，才是治本之举措。
我做官几十年，总结出两句话，那就是“以做百姓之心做官，以治私事之心治公事”。我常常说：“吾辈做官如仆之看家”，这个家就是国家和人民。
胡林翼：我认为自己做官从政二十多年，没有别的，就是敢于做事，舍得吃亏。不要名，不要利，只要对国家、民生有利，其他一切在所不辞。林文忠公则徐是我岳父陶澍的挚友，也是保举我再入官场的长辈，我始终把他的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”诗句当作勉励自己的座右铭。背负着他们的期望，我坚持把国家利益、全局利益放在第一位，而自己的生命乃至名声都在所不惜，因为如果不是这样，又如何干得事成？我刚到湖北的时候，面对的是武昌三次沦陷失而复得，省城人口被掳一空，全省遍经战火焚毁的一副烂摊子。由于军饷积欠几十万两，以致攻打武昌时，士兵因闹饷，面对强敌居然哄散溃逃。为了尽快解决军饷问题，我通过征收厘金、改革漕运等方式来改善湖北经济，一年下来，成效明显，年财政收入可达四百万两。也正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本来需要靠其他省份的协济才能勉力维持兵饷开支的湖北省，一跃成为整个湘军的最大饷源地。
胡林翼：作为湖南人，因为从小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，青少年时我就特别喜欢读《资治通鉴》《汉书》《史记》这些典籍，尤其关注山川要塞、地理舆图、兵政机要等方面的内容。后来我那部28卷本的《读史兵略》，其实也发端于年轻时的愿望。谈到军事思想大概可分为战略思想和战术思想两个方面。第一是“以上制下”的战略。咸丰四年，我从贵州带兵驰援武汉，当时面对的是太平军已占领武汉、九江、安庆、南京等长江中下游两岸多个战略要点的局面，我根据地理形势和当时双方的战局，再参考古今战略得失经验教训，制定了“以上制下”的军事战略部署。即先夺回武汉，再以武汉为战略基地，沿长江顺流而下，先夺取九江、安庆，最后直捣对方建都的南京城。因为武汉在南京上游，扼守东西南北，为九省通衢，关系整个作战大局。只有先收复武汉，才能为湘军东征创造必要的条件，为此我指挥部队对武汉血战，直至攻下武昌，进而控制了湖北全境。接下来，我一方面考虑保住湖北战果，另一方面带兵去邻省援剿，我把目光放到了九江，因为九江西望武昌，东接安徽，南有南昌，是江南、湖广甚至吴楚的枢纽。如果太平军得九江，可图江西与湖北；如果湘军得九江，可窥安庆及金陵。而安庆也是长江中下游的关键。我认为只有夺取九江，安庆才能断绝金陵的接济。于是我调派几支部队，乘胜攻打江西和安徽。尽管仗打得非常惨烈，但终于相继攻下了九江和安庆，因此朝廷认为我为攻取金陵铺平了道路，不但接连赏赐，加官晋爵，同时每告一次大捷，咸丰皇帝就亲自御书一个斗大的“福”字给我，一共赐给五个福字。
胡遂：您在战术方面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呢？
胡林翼：我的战术思想，可以说是在长期的实际带兵打战过程中积累而成的。作为一介书生，原来对于军事可谓是“素未梦见”。但是我不但勤读兵书，而且善于总结战场经验教训。记得我在刚开始打武汉时，因为急于求成，完全以血肉之躯攻城，结果不到半年损差不多4000兵力，罗泽南等悍将都是阵亡的。血的教训让我痛定思痛，我停止了强攻，转而以重兵团团围住武昌城，切断了援军与粮草的通道。不久城内守军终因粮草不济、援军不至，最终突围败退到九江。此战虽然大胜，获得朝廷嘉奖，但我又乘胜前进，马不停蹄追击败退到九江的敌人。在九江战役中，我制定了“长堑围困”的战术来应对坚守的敌人。首先派李续宾率主力部队团团围住九江城，然后在离城数里之处挖深沟、堆高垒，切断对方一切救援接济。同时又派彭玉麟、杨载福和都兴阿带领几支分队，猛烈进攻九江外围的湖口、黄梅、小池口等地，强力阻击增援部队，九江终因弹尽援绝而被攻破。由于武昌之役我军死伤太多，而敌方又特别能够死守，因此后来我不但不主张强攻坚城，也不主张强据城池土地，我认为作为统帅，你的上策乃是善于审度兵机，统筹大局。战争最重要的目的，首先是要保存自己的力量，这样才有可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，所谓“兵事以攻坚为难，以逼城为下。”如果强攻对方城池，往往敌人伤亡不多，而自己则阵亡惨重，不但元气很难恢复，如果城没攻下来的话，反而助力敌方士气，而己方同神疲气懈，这是很不值得的。所以，我认为“围城打援”是“反客为主”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好方法。
胡林翼：创办箴言书院，这既是我的心愿，也是我父亲胡达源的愿望。父亲在世时，曾主持过长沙城南书院，并著有《弟子箴言》一书，以明宋五子之理学修养，上推孔孟之旨，而尤严于公私义利之辨。《弟子箴言》，凡十六章，讲述的就是为人必须建立志节、培养正气、明辨是非，健全身心、造福社会之大义。我所创办的箴言书院就是因《弟子箴言》而得名。
我办书院的宗旨不是让学生热心科举功名，而是要培养出经世致用的人才。
我对书院非常重视，自己在前线，就托付老师蔡用锡先生主持修建。我当日也时常过问书院情况。咸丰十年我卧病英山，日吐血半升，自料时日无多，而兴建书院所需要大量资金仍不能到位，我就写信给曾国藩他们求援：“书院竭三年之力，始得田租，兴造须六千金，刻未兴工。鄙人不死，明年春夏可堂构，否则须五年田租所入，乃能成之。”曾国藩不但尽其所能与安徽巡抚李续宜等人筹款。我当时真是没有钱，只有家中祖传田产，那么钱从何处来呢？我甚至写信给朋友们，说我死了，你们送的奠仪统统用来修建书院，不要给我的子孙一文钱。直到去世时，我心中仍旧惦记着书院的事。
胡遂：太爷爷，您知道吗，在您身后，爷爷胡祖荫创办了紫筠农业学校，父亲胡有猷创办了林翼中学，又培养了不少人才。林翼中学是以“端敏恒毅”为校训的，您认为怎样？
胡林翼：我认为从《弟子箴言》到“端敏弘毅”，在精神上是一脉相承的。
《弟子箴言》教导学生应当：“奋志气、勤学问、正身心、慎言语、笃伦纪、睦族邻、亲君子、远小人、明礼教、辩义利、崇谦让、尚节俭、儆骄惰、戒奢侈、扩才识、裕经济”，而林翼中学校训也是强调做人首先要人品端正，要正直正派。其次，做事要敏捷，坐而言之，起而行之，不尚空谈，付诸实践，做出成绩来，也是我很赞成的。另外，做事要有恒心，有毅力，意志坚定，当然也是很要紧的。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把正心诚意，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放在第一位。
胡林翼：不遗憾。我做官从政几十年来，始终秉持的是“公忠体国”的理念。公，就是“天下为公”，不谋私利；忠，就是对国家忠心耿耿，赤胆忠心；体，就是对上体贴朝廷，对下体恤百姓；国，就是一切都以国家利益为中心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。
我常对朋友和下属说：“吾辈做官，如仆之看家，若视主人之家如秦越之处，则不忠莫大焉”，这个家就是国家和民众，自己只是一个仆人，要始终不渝无怨无悔地为主人也就是国家服好务，效好力，才能算得上尽忠报国，否则就是“不忠莫大焉”。
当年我进入仕途做官从政时，父亲就以“赤心事上，忧国如家”这八个字期勉我，以后这就成了我终其一生的座右铭。一方面是对朝廷的忠贞不二，一方面是对国家的安危忧心如焚。在最后的几年里，我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吐血越来越严重，而前线仍然吃紧，但我一直支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没有放松。朱子谓“尽己之心曰忠”，我力争做一个“荩臣”，也就是忠诚之臣，荩谋荩猷，荩事荩言，尽职尽责，尽忠尽孝，竭尽全力，毫无半点保留地作奉献。人生在世，能够这样，又有何憾？我的谥号是文忠，我也认为自己一生的作为是对得起这个“忠”字的，所以，我没有半点遗憾。
胡遂：是啊，时人对您谋国至忠、待人至诚评价很高。那么，您对我们这些后辈还有什么需要嘱咐的吗？
胡林翼：赤心事上，忧国如家；欲正人心，引为己任。